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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邦彥仰頭北望片刻,搖了搖頭,輕嘆了聲道:“烈皇在時,北有東虜頻頻叩關,西有李闖肆虐陜甘,國朝危難之際,朝中袞袞諸公不僅沒有齊心協力,共渡難關,反倒承接黨同伐異惡習,國難之時猶如太平無事之時,互相結黨攻訐不休,終至北都淪陷,烈皇煤山殉國,甲申之禍與其說是流寇所為,不如說毀于黨爭。”
朱由樺點了點頭,對陳邦彥的耿介直言頗為驚喜,也頗有感觸,自萬歷以來,士大夫喜好結黨,互相傾軋,已成風氣。俗話說,黨外無黨帝王思想,黨內無派千奇百怪,但事情往往壞就壞在黨同伐異上面了。
萬歷朝以來迨自崇禎朝覆滅,大明朝政傾頹很大原因就是黨爭之禍,多少該辦的事情,就是因為牽扯上了黨爭而廢棄,多少不該做的,也都是因為黨爭而禍國殃民,陳邦彥雖是一介生員,沒有官場的經歷,卻是個明白人。就這一點,比那些個東林大臣就強多了去了。
陳邦彥繼續侃侃而談:“私黨令公論不伸,朝綱不振,流弊之極!在此艱難之時,若想同仇敵愾,中興皇明,必先消除黨爭?!?
“消除黨爭,話是不錯,敢問先生,朕該如何做才能消除黨爭呢?”
陳邦彥不答反問道:“陛下以為該如何呢?”
朱由樺沉吟片刻,道:“凡引用之人,朕當一一告誡,須汲取教訓,革新易意,勿懷私恩,勿泄私憤,赤心忠膽報效朝廷。”
陳邦彥聽完大搖其頭,道:“黨爭由來已久,利益牽扯甚廣,豈是告誡所能勸止的?”
“那先生以為該如何?”朱由樺對陳邦彥的一絲無禮并不介意,反而似笑非笑的道。
陳邦彥踱步片刻,沉聲道:“學生主張道貴適中,刑賞所加,視其功過?!?
“貴道適中……”朱由樺脫口而出。陳邦彥立即點頭:“道貴適中,不偏不倚和解朋黨紛爭,賞罰則視其功過,重立朝廷綱紀,以此或可消除黨同伐異之陋習?!?
朱由樺聽完并不怎么滿意:“制止黨爭說起來容易,只怕施行起來就難了。”
陳邦彥慚愧道:“學生有主意二無主張,讓陛下見笑了。”
“無妨,黨爭若那么容易消除,先皇也不會殫心竭慮十七年而素手無策了。”朱由樺大度的擺了擺手,又道:“先生方才說了第一種,不知這第二種又是什么呢?”
陳邦彥微微頓了下,說道:“那就要從太祖爺制定的稅賦之法來說了。
三百年來我朝一直重農稅,輕商稅,國初時還好,只是到了如今丁口滋生眾多,田地卻大多被勛貴大臣們隱瞞蠶食了,百姓失去土地便只能淪為流民,朝廷農稅也跟著日漸枯竭,卻又礙于祖制無法通過商稅得到補充。再遇到天不逢時,懲罰以水澇旱災,自然民變四起,國事糜爛不堪。
要說兩宋時,趙官家一直重視商稅,即便疆土日絀,朝廷財政依舊充裕,每年靠商稅能歲入幾千萬貫。
反觀國朝,江南大士紳無不產業遍布,富甲一方,而朝廷卻幾乎收不到一絲一毫的商稅?!闭f到這里他嘿嘿一笑,道:“崇禎十三年學生從邪報上得知,南直隸僅收到茶稅六兩,真是一個天大的笑話!兩宋時,海貿發達,朝廷年收市舶稅千萬貫。國朝呢,泉州一帶的海貿同樣發達,每年的市舶稅卻只有四萬兩!
自萬歷軍興以來,朝廷每年光軍費就要千萬兩,而國庫稅入卻只有兩百多萬兩,天子礙于祖制,只能加重賦于百姓,逼得百姓都去當了流賊,朝廷剿賊,官軍數量激增,軍費不夠,又得加賦,流民又增,以至于最后官軍數量上百萬,國事卻愈發不可收拾?!?
大明的土地兼并情況至少在明孝宗時還不嚴重,顧炎武當時就稱贊此時:“家居人足,居則有室,佃則有田”。但到了隆慶年間時,已經是“則尤異矣,末富居多,本富盡少,富者愈富,貧者愈貧,起者獨雄,落者辟易了”。到了萬歷崇禎時期,土地兼并,貧富懸殊就更是嚴重,“則迥異矣,富者百人而一,貧者十人而九,貧者不能敵富,少者反可以制多。金令司天,錢神卓地,貪婪罔極,骨肉相殘?!?
近三百年下來,官[腐敗]已近乎無藥可救了,文官們瘋狂斂財,恨不得對百姓敲骨吸髓,將他們榨干。
官員們都說宗藩吃垮了大明,好像自己是在為大明默默奉獻一樣。宗藩固然是寄居在帝國身上的吸血蟲,然而這些士紳大夫也不遜于吸血蟲。就如外軍軍餉,按照慣例京官要分潤六成,就算是在建奴入寇,亂軍猖獗的時候都沒有過分毫的讓步。
滿朝上下雖然也有極少數的清正忠義之臣,然而這些人已經稀罕的無法撼動幾百年的積習,更無法撼動那一條條的灰色利益鏈。
“縉紳斂于下,污吏貪于上,商稅不征,農稅太苛,民豈能聊生?”陳邦彥說到這里,最終總結道:“說到底,我大明不僅受制于天災、流賊、東虜和貪腐,更受制于錢法啊!”
雖然陳邦彥之前只是一介布衣,但暗中卻十分關心朝政,有著拳拳的報國之心,所以對朝政大事了如指掌。
一番論解下來讓朱由樺頗為驚喜,他不由得撫掌而嘆:“先生此番見解真是字字珠璣,針針見血!”
“學生一番浪言,讓陛下見笑了?!?
“哪里哪里,先生所言深合朕心。”
明朝后期,商業極度發達,特別是萬歷、天啟、崇禎三朝時,海外貿易龐大,致使大量白銀流入中國,不完全統計,明朝末期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高達五億兩以上。
然而商業的發達,白銀的大量流入,都讓那些商賈勛貴和文人士大夫們瓜分了,小民和朝廷并沒有得到多少好處。
這個時候,國家的經濟重心已經從農業向工商業轉移,而此時,文官士大夫已經和商賈們相互勾結,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他們就是商賈的代言人,如果朝廷要加商稅來提高國庫的收入,就會受到他們的瘋狂阻撓。
明末的商人占有了當時國家的大部分財富,納點商稅本來就是應當的,讓商人哭,總好過讓農民哭。
商人哭鬧,國家只是小亂,農民哭鬧,那就只能造反了,國家則有亡國之禍。
萬歷皇帝沒有妥協,頂住了壓力,增開了不少商業稅,降低了國內矛盾,不過卻也在死后遭到了無恥文人的唾罵和滿清的污蔑中。
崇禎過分執拗于祖制,被文人士大夫們一頓忽悠,不敢越雷池一步,本來就沒收上多少稅款,還減免了不少,致使國家的財政負擔都轉嫁到小民自耕農身上,使富者越富,窮者越窮,社會矛盾不斷加大,最后走上了亡國之路。
對陳邦彥,朱由樺此刻內心充滿了好感,他剛才一番針對大明根結的精辟言論,和朱由樺前世的認識所差無幾,他頓時有種找到了知己的感覺。
到了這時他突然有種想哭的沖動,不僅是為了這一個被埋沒了的人才,更在為天下而哭,為黎民百姓而哭,為大明的江山社稷而哭!
良久之后,他深吸了口氣,道:“古人云‘前事不忘,后事之師’。依先生之見,我大明如何才能中興?”
見皇帝飽含著期盼的語氣,陳邦彥突然忘記害怕,也忘記注意禮節,抬起頭來,雙目炯炯地望著皇帝,朗聲說道:“臣意:消黨爭、征商稅、練新軍,復疆土,收民心!如此,方可中興皇明!”
“好!好!好!”
朱由樺連說了三個好字,神色之間仍舊難掩興奮之色。
短短的一句話,朱由樺已經清楚的確定這是一個難得的人才,不同于阮大鋮的世故與圓滑,其一言一行,與因循守舊,顢頇無能的大多數文臣不同,有著強烈的銳意進取之心。
特別是他高屋建瓴式的治政主張與自己不謀而合。
消黨爭、征商稅、練新軍,誠為中興三策也。
這樣的人才不重用,才有誰可用?
轉身,他走到陳邦彥跟前,執起其手,大聲道:“賢卿,你果然沒有辜負朕的期望,此番問對,不輸于昔年諸葛武侯之隆中對,朕有你輔佐,何愁大明不興?”